2016年
70多年前，在一个二战后的“新世界”里，人权机制开始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的层面成型。那时的普遍状况是，几乎没有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有认可人权的相关内容。然而，尽管前途未卜，西方的男女同性恋者却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地组建起了他们的第一个现代活动团体。
对LGBTI社群而言， 今天的世界， 情况似乎已与70年前大为不同了。以联合国层面为例：2005年，有32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支持男女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声明，2006年，支持这项声明的国家增加到54个，2 0 0 8年这个数字增加为66个。2010年，在一项谴责对男女同性恋者实施法外处决的投票中，93个国家投了赞成票。2011年6月，支持SOGIE议题的第一个实质性决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获得通过。这类议题多年以来一直遭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反对，而西方政党和拉美国家之间结成的联盟使这种形势开始发生转变。LGBT非政府组织如今在联合国已经十分活跃，并在主要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中有了不少重要的同盟。这些转变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LGBTI群体与日俱增的可见性和LGBTI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却也引发了激烈的反攻。随着可见性的提高，针对LGBTI人群的暴力也变得更加普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国家领导人不断重复着“恐同”的言论。2010年，有55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在“谴责法外处决”所列出的受害者清单中保留同志群体。2011年6月，人权理事会通过的那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7/19号决议，实际仅是以微弱优势得以投票通过的，并且在此之后，反对者们仍然在无视已通过的决议而肆意行动着。时至今日，在很多地方，LGBTI人群依然普遍深藏柜中。大量同性恋者无法向父母或在工作领域“出柜”。在大众传媒中类似“某某领导人出柜”的新闻话题，并不能真正改变这些现实状况。“恐同”在很多社会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偏见”，而这些往往又与政治利益/利用相关，例如，乌干达在2012年通过了更为激进的新刑法，而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的，类似修订刑法这类事件的真正目的，恐怕是政客期望借助宣扬恐同来转移国内的其他矛盾。
在今天，国际LGBTI运动的首要框架已经变成了“人权”框架，强调各种人权之间“彼此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因此，世界各地的LGBTI社群活动家们在以各种方式开展权益和倡导工作时，也亟需了解和掌握在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层面的运动形式、以及不同层面中的人权机制运作模式。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国际倡导，也许是其中最为可行的选择之一。因此，本手册旨在促进中国民间组织深入了解和掌握国际人权机制的运作模式，从而促进、保护和推动LGBTI人群的相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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